因此,隨着年齡的增長,在≥70 歲時,無論男女椎體部位易出現骨關節的退行性變和鄰近的血管鈣化等,均可能影響測定的結果,造成骨密度值假性升高。故近年來學者們主張測量股骨頸和全髖的骨密度作爲骨質疏鬆症診斷的金標準。Wainwright 等報告了美國骨質疏鬆性骨折研究課題(Study of Oste orosis Fractures ,SOF) ,243 例髖部骨折患者中,其椎體骨密度測量結果有54 %未達到T ≤- 2. 5。Kanis 在比較了不同類型的骨密度儀、不同的測量部位、不同的正常人羣參考值、骨折風險預測等指標後認爲DXA 對髖部骨密度的測量對診斷骨質疏鬆症的敏感性遠大於其他測量點的測量,並建議以髖部骨密度作爲診斷骨質疏鬆症的標準測量點。陳志信等以老年人作爲研究對象,對L2 - L4 和髖部BMD 的T 評分進行了比較,發現二者差異有顯著性,若單以腰椎BMD 的T 評分爲依據,可造成較多的假陰性,這種現象在老年男性尤爲突出。他認爲老年人檢測骨密度時不能單純依靠L 2～4 正位測量結果進行診斷,若同時以髖部、腰椎骨密度T 評分爲依據判斷是否有骨質疏鬆症出現矛盾時, 應以髖部骨密度T 評分爲主要標準,這是因爲髖部隨增齡的骨量丟失較爲規律, 其測量結果不受異位鈣化和骨質增生的影響。但是林強等對90 例不同年齡組的中老年婦女的研究發現,不同年齡組的股骨頸和股骨大粗隆的平均骨密度隨年齡增長呈下降趨勢,年齡因素對中老年女性髖部DXA 測量的精確性有一定的影響。在股骨頸、股骨大粗隆和Ward’s 三角區三個部位中,Ward’s 三角區測量的主要是小樑骨,而其他兩個部位測量的是小樑骨和皮質骨的總和,Ward 三角區測量的精確性較差。
張興雨等認爲在骨密度測量的部位選擇上,50歲以前還是應首選腰椎,50 歲以後,最好還是腰椎與髖部相結合進行評價,而在70 歲以後,測量上可以髖部測量爲主,結合腰椎綜合判斷, 這樣可以避免骨質增生或動脈鈣化所造成的假陰性,減少不必要的漏診發生,從而早期發現和預防骨質疏鬆的發生。
張智海等通過統計、分析國內發表的文獻,推薦測量骨密度使用如下順序:股骨頸> 前臂遠端1P3、1P10 、1P6 > 腰椎正位> RA 手指骨2、3、4 中節>股骨Touch 區,不推薦使用股骨Ward’s 區和腰椎側位。
1996 - 1997 年長沙市對長沙地區老年婦女的研究發現,骨質疏鬆症的檢出率不但隨測量部位的不同而不同,而且隨年齡增長也不同。廖二元等通過橫斷面的調查發現,不同骨骼區域峯值骨密度出現的年齡各異。
3 我國骨質疏鬆症的診斷現狀
衆所周知,骨代謝受多種因素影響,不同種族和不同地域環境之間的同齡人羣存在明顯差異,建立適合當地人羣的骨密度參考數據庫是診斷骨質疏鬆症和預測骨折風險的基礎。國內廖二元等人首先建立了長沙地區正常女性的多骨骼部位骨密度參考數據庫,探索出了建立骨密度數據庫的方法學。楊乃龍等用DXA 測定骨密度建立了青島地區成年女性多部位骨密度數據庫並進行骨折風險的預測。實際上,WHO 的診斷標準對中國人是不適合的,因爲如果採用2. 5SD 的診斷標準,中國人患病的診斷時間會推遲到70 歲以後,尤其是男性要推遲到90 歲以後。因此,國內很多文獻都提出中國人骨質疏鬆症診斷標準採用2SD 較好。張智海等通過對既往國內發表的文獻中數據的統計、分析,得出中國成人骨質疏鬆症診斷標準推薦使用骨密度丟失率25 %或2SD ,發病年齡男性多在70 歲以上,女性多在60 歲以上。
目前,股骨頸骨折是最爲嚴重的骨質疏鬆性骨折, 如何早期發現骨質疏鬆症並預防骨折的發生至關重要,髖部骨密度的測量對預防其骨折有直接指導意義。隨着我國人口的老齡化趨勢,骨質疏鬆症的早期檢測和防治已勢在必行。如何使用簡便易行的檢測方法及適合我國情況的診斷標準給廣大科研工作者提出了一個新的考驗。儘管骨密度僅反映了骨強度的60 % - 70 % ,且受測量部位、測量方法、年齡等多種因素的影響,但目前DXA 測量骨密度仍是國際上診斷骨質疏鬆症的金標準,所以如何選擇合適的部位及測量方法以儘量減少以上因素的影響成爲目前骨質疏鬆症的研究焦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