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學元帥劉伯承
1928年春天，劉伯承致函重慶舊友王爾常，詳細敘述了自己初學俄文的艱難情形。他在信中寫道：“……餘年逾而立，初學外文，未行之時，朋儕皆以爲慮。目睹蘇聯建國初，尤患饑饉，今日已能餉我以牛奶麪包。每思川民菜色滿面，‘豆花’尚不可得，更激餘鑽研主義，精通軍事，以報祖國之心。然不過外文一關，此志何由得達？乃視文法如錢串，視生字如銅錢，汲汲然日夜積累之；視疑難如敵陣，惶惶然日夜攻佔之，不數月已能閱讀俄文書籍矣。”若干年後，劉伯承又感慨地說：“外文是一門工具，不過要真正掌握它並不容易。那是1928年，我以中國工農紅軍參謀長的身份到莫斯科，先進高級步兵學校，後進蘇聯紅軍大學學習。那時，我已經三十六七歲了，纔開始學俄文，自然比年輕的同學困難得多了。常常是別人已經熄燈就寢，我還獨自跑到房外走廊燈光下背俄文單詞，下了很大功夫才把俄文征服了。學習，一定不要趕浪頭，趕時髦，要考慮自己的條件，要從實際出發，循序漸進，紮紮實實，學一門就要努力學到手，就要力求精通，否則就永遠是個半瓶醋。”
戰火中、馬背上，造就了一位優秀的軍事翻譯家。1930年，劉伯承從俄國留學回國後，擔任了我黨專司軍事翻譯的軍委編譯科長。從此，他根據戰爭中最緊迫需要的問題，作出選題，翻譯出一批批蘇聯軍事論著。在長征途中，他翻譯了《蘇軍參謀業務》，在抗日戰爭最艱難的歲月，他同左權將軍合作翻譯了《蘇軍步兵戰鬥條令》，校譯了《合同戰術》。作爲一系列戰役的最高指揮員、軍區司令員、野戰軍司令員，能在烽火連天、兵書告急的情況下，從容自若，一字一句地翻譯數百萬字的軍事著作，這樣的戰壕翻譯家，恐怕在古今中外的戰爭史上，也難以找到第二個吧。
在劉伯承的軍事翻譯活動中，校譯工作佔了相當大的比重。1942年春，劉伯承接受了校譯《合同戰術》（上部）的任務，《合同戰術》是蘇聯軍事作家施米爾洛夫根據蘇聯紅軍野戰條令寫的一部專著。在戰火紛飛的抗日戰爭中，在交通不便的舊中國，這部書在延安譯出，然後送到太行山根據地交劉伯承校正，這也足以說明這位校正者在軍事翻譯方面的權威性。
這部書從開始校譯到最後完成，中間經歷了三次反“掃蕩”作戰。每到一個宿營地，劉伯承處理完軍務後，便鋪開稿紙進行校譯。有時連桌子也沒有，他就趴在牀板、炕頭上幹；有時乾脆就在自己的膝蓋上攤開書稿。一到夜晚，便點燃油燈，在豆大的燈火下，一手握着毛筆，一手拿着放大鏡，翻閱俄文原稿，查對俄漢字典，仔細校閱。1946年，國民黨重開內戰，劉伯承在上黨之戰的緊張時刻，以“談笑靜胡沙”的從容氣度，校完了《合同戰術》的下部。
1946年12月16日，中共機關報在刊登該書出版的消息時，發表了冀魯豫前線記者的專稿，報道說：“100天來，劉將軍馳騁於冀魯豫大平原上，五戰五捷，平均20天作戰一次，加之20年前討袁之役在戰場上傷其左目，寫作甚爲不便。但劉將軍深深感到自己對中國人民的光榮責任無可旁貸，就在運籌之暇，自炎夏到隆冬，揮汗呵凍，把這部書奮力校譯成。此種偉大的精神與魄力，實足使蔣介石之輩不寒而慄，更可使全國人民深深感激而急起學習。”
劉伯承元帥以博學而著名。朱德曾盛讚劉帥：“在軍事理論上造詣很深，創造很多。他具有仁、智、勇、嚴的軍人品質，有古名將風，爲國內不可多得的將才”。劉伯承酷愛兵書，他對中國古代兵法《六韜》、《尉繚子》、《吳子兵法》、《三略》、《孫兵兵法》、《司馬法》、《李衛公問對》等非常熟悉，許多章節都能背誦。他對軍事文學如《東周列國志》、《三國志》、《三國演義》、《水滸傳》也很有興趣。他說：“中國古代有許多了不起的軍事家，也有許多了不起的軍事著作和軍事題材的小說。”並向大家推薦《左傳》，說這是中國最早的軍事編年史。他也非常注意研究外國著名軍事家的著作和事蹟，同時，他還十分重視羅馬戰史、拿破崙戰史、日俄戰史等外國戰爭經驗的研究，尤其是蘇聯紅軍繼斯大林格勒會戰之後，一系列戰略性進攻戰役的經驗。
在戰爭年代，他處理完軍務，就把全部精力和時間都花在鑽研馬克思主義的軍事科學上。手不釋卷，經常到夜闌人靜、萬籟俱寂的時候還在閱讀軍事著作。遇到星期日或例假日，劉伯承也常伴着鄧小平到軍政治部等部門來玩一玩，有時參謀、幹事和鄧小平玩撲克牌遊戲時，劉伯承就獨個坐在一隅，拿上本書，或躺在炕上，或靠在躺椅上瀏覽起來。有時也找來一本字帖拓本，細細玩味，當看得入神時，就自言自語說：“這一撇有力量，這一鉤真清秀。”夏天一手拿書，一手持蒲扇，扇走蚊蟲，扇來涼風，安然自得，其樂無窮。“苦學入夢寐，勞生歷艱難。”劉伯承勤奮刻苦的治學精神，連敵軍中的有識之士也感慨不已，並常常被視爲兩軍勝敗的緣由。魯西戰役後，國民黨軍顧祝同的參謀長在日記中寫道：“箴告餘，劉伯承廉潔虛心，不斷求知，以與政府（國民黨）將領比較，誠不啻鶴立雞羣，如此，兩黨戰陣上之勝敗，不問可知。”
彭德懷發憤讀書
“別看我是個粗人，我可知道‘孔夫子’的用處。”這是彭老總常說的一句話，他把“孔夫子”作爲“書”的代名詞。
早年的彭德懷曾上過私塾，後來家境每況愈下，因貧而輟學。但他並沒有因此而放棄書本。井岡山斗爭時期，任紅五軍軍長的彭德懷儘管有許多事要做，但只要能蒐羅到軍事和政治書籍，他總要隨身帶上，擠時間精心閱讀，有時在戰鬥間隙也會拿出來翻翻。他曾對通信員張洪遠說：“沒有文化幹什麼都難，等於睜眼瞎。我們天天打仗，不懂的事問不到先生，只有想辦法多讀些書，不懂就問書本。”
1959年，彭德懷因在廬山會議上直言“大躍進”的錯誤，遭到不正確批判後，被罷了官。接着就從中南海移居京郊吳家花園。搬家時，他讓工作人員將他的元帥禮服、狐皮大衣、地毯、名家字畫等統統上交。他說：“凡是當老百姓用不着的，我都不要。但書一本也不能丟！”結果，各種書籍整整裝了二十多箱。這倒是真應了中國一句古老的歇後語：“孔夫子搬家――全是書。”
1965年11月，彭德懷又出任三線建設副總指揮，被派往西南領導大三線建設。一到成都他就積極投入了新的工作之中，又是聽彙報，又是親臨各地視察，忙得不亦樂乎。誰知好景不長，1966年7月，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彭德懷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迫害，首當其衝，又一次受到了衝擊。他仍然堅持真理，勇敢抗爭。12月，他被人從成都“揪”回北京。工作人員悄悄問彭德懷還有什麼囑咐時，這位惜書如命的元帥不無傷感地說：“別的都沒用了，我就是惦記我那些書……”此後，彭總身陷囹圄，在獄中，他一直堅持看書，在極其艱難的情況下，還常寫信給侄女彭梅魁，讓她代購書籍。是書籍陪伴彭德懷走完了生命的最後旅程。
在彭德懷的一生中，賦閒京郊吳家花園的這段日子，是他思想負擔最重，精神上最爲苦悶的時期。他的思想相當矛盾，一方面他信賴黨，崇敬同苦共難過來的老戰友毛澤東；一方面又認爲自己並沒有錯。而靜下心來讀幾年書，充實自己的理論基礎，這正是彭德懷多年的願望，也是他在廬山會議期間常常想到的。現在，他有較充分的時間讀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毛澤東的書了，他要針對當時國家的狀況，分析研究問題，力求找出解釋和解決的方法。
紅軍時期，有一次，毛澤東寄給彭德懷一本書，即列寧的《兩個策略》一書。毛澤東還在上邊用鉛筆寫道：“此書要在大革命時讀着，就不會犯錯誤。”隨後，彭德懷又收到毛澤東寄的一本書，即列寧的《論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毛澤東在上面還寫了幾句話：“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書，叫作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纔會知道‘左’與右同樣有危害性。”當時，彭德懷對第一本書看不大懂。相比較，第二本比較容易看。這兩本書是紅軍攻打漳州時得到的，毛澤東不忘記彭德懷的需求，讀完後就把書送給了他。
廬山會議上，彭德懷十分苦惱。1959年9月9日，他在給毛澤東寫的一封信中表示：“請允許我學習或離開北京到人民公社去，一邊學習，一邊參加勞動，以便在勞動人民集體生活中得到鍛鍊和思想改造。”對此，毛澤東和彭德懷通了電話，並在信上批示：“讀幾年書極好，年紀大了，不宜參加體力勞動，每年有段時間到工廠和農村去觀察和調查、研究工作，則是很好的。”10月13日，毛澤東、劉少奇、朱德、鄧小平等同彭德懷談話時，毛澤東又問彭德懷：“準備怎麼學習？”彭德懷的回答是：“學習哲學、政治經濟學。吳家花園離中央黨校近，希望在中央黨校參加學習，學習四年。”毛澤東聽後表示同意，並責成彭真、楊尚昆具體安排。他還建議：“不要學那麼長時間，兩年就夠了。”彭德懷點頭說：“同意。”
就這樣，彭德懷成爲中央高級黨校的一名“特殊學員”，他也是建國以來黨校接收的級別最高的學員。
彭德懷每天的作息時間安排得很滿：早晨起來後來到院子裏打拳、在園子裏勞動。吃完早飯，把整個上午都用來讀書寫筆記。下午繼續看文件、閱讀報刊。晚上仍然是看書，寫筆記。每星期去兩次中央黨校。每星期一到星期六，彭德懷總是抓緊時間學習，學的主要是哲學。
這期間，彭德懷學習方法是先易後難，由淺入深。這也是中央黨校派來的輔導教員和他一起商定的。他首先學習了楊獻珍所著的《什麼是唯物主義》，艾思奇所著的《辯證唯物主義綱要》，蘇聯科學院編著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毛澤東的《矛盾論》、《實踐論》，恩格斯的《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列寧的《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並作了大量的眉批和心得體會。例如，在列寧《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一書中分析唯心主義的段落旁，彭德懷寫下了這樣的文字：“人們如果把認識加以片面誇大，認爲只要主觀意識就可以創造出奇蹟來――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這就不能不在具體事物中滑進唯心主義的泥坑裏。”十分可惜的是，彭德懷當時所作的大量摘記和學習心得，及帶有大量眉批的書籍，在1975年都被付之一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