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老年人精神生活滿意度和幸福感

時間: 2011-04-20
在我國社會轉型和人口老齡化雙重背景下,老年人的精神需求問題更加凸顯。社會轉型時期所發生的社會規範、價值標準和行爲方式等的變化必然會帶來人們觀念上、行爲上的變革。而人口老齡化的出現和發展又加劇了這種變革對於老年羣體影響的廣度和深度。社會轉型中的諸多社會變遷因素都極易對老年人的心理、精神產生深刻影響,如市場經濟對年輕人道德觀念的衝擊、城鎮化引發的農村“留守”老人的精神贍養問題、低生育條件下家庭規模縮小對老年人精神慰藉的影響、現代住宅方式造成的老年孤獨問題等等。這些社會轉型時期出現的新問題需要人們對老年人的精神生活質量加以關懷。根據現有相關研究狀況發現對於影響老年人精神慰藉效果的分析不多,特別是以往研究較少考察影響老年人精神生活滿意度或幸福感的因素。基於此,本文根據調查數據,通過對北京市老年人精神生活滿意度和幸福感的考察,描述北京市老年人對現有精神文化生活的評價情況,並探索影響老年人精神生活領域主觀評價的因素。

  1 概念界定及數據說明   生活滿意度(life satisfaction)或幸福感(happiness)是衡量老年人生活質量的核心指標之一。老年人精神生活滿意度或幸福感是以老年人生活的現實條件爲基礎,受老年人的思想、觀念制約的一種感受,反映老年人的整體精神生活狀況。在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質量評估體系中,老年人對精神生活的總體滿意度/幸福感是老年人精神需求和滿足精神需求的各種資源綜合作用的結果。精神生活滿意度和幸福感雖然不是老年人精神生活質量的最終結果,但它是反映老年人精神生活最終結果的主觀領域,是老年人對精神生活比較全面的評價〔1〕。   老年人精神生活滿意度和幸福感的區別在於,生活滿意度是從態度的認知層次上進行研究,反映了老年人對精神生活的總結或對精神生活各個不同方面的滿意程度,是一種比較穩定和長久的態度意願,而生活幸福感則主要從態度的情感層次上進行探討,反映了老年人對精神生活的幸福感受,往往是一時或瞬間的情緒〔2〕。如果說滿意度是一種認知維度,那麼幸福感就是一種情感維度〔3〕。較多的學者認爲,相對於僅僅反映一時或瞬間情緒的幸福感而言,生活滿意度(感)更能代表人們穩定而長久的態度和意願〔4〕。但在實際的老年人調查中,幸福感和滿意度都是較爲常用的。   老年人的精神生活滿意度和幸福感直接影響老年人的情緒和心境,可以說,它是老年人心理健康的重要基礎。而影響老年人精神生活滿意度和幸福感的因素既有客觀條件,也有主觀條件。   本文的數據來源於2005年8~9月北京市老齡工作委員會開展的“北京市老年人精神文化現狀及居家養老服務需求調查”。調查內容涉及老年人的基本情況、閒暇時間分配、精神文化活動、養老觀念、評價建議等方面。主要從老年人反映的自評滿意度和客觀事實兩方面瞭解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情況。共取得1 217份有效問卷。本研究擬以此數據爲基礎分析老年人的精神生活滿意度和幸福感及其影響因素。

  2 北京市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滿意度/幸福感   在國外很多對分年齡組自我感受的精神生活滿意度進行比較的調查中,與年齡有關的傾向是很普遍的。對精神生活的總體滿意度在各年齡組中沒有太大的差別;實際上一些資料表明老年組的滿意度甚至還略有上升〔5〕。

在北京市被調查的老人中,有高達45.7%的老人對自己的精神文化生活滿意,比較滿意的爲24.5%,兩項之和佔總體的七成;但是,有近1/4(22.5%)的老人評價一般,還有6.5%的老人對精神文化生活評價不太滿意和不滿意。總的來說,絕大部分老年人對精神文化生活的整體評價是較滿意或滿意的。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北京市老年人在進入老年期後,能夠較好地進行自我調適,另一方面也表明家庭、社區、社會等爲老年人的精神文化需求提供了良好的條件。   調查數據反映出的總體趨勢是城市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滿意度高於農村老年人,男性老年人的生活滿意度高於女性老年人。其中,老年人表示不太滿意和不滿意的比例分別顯著低於女性老人。可見,農村女性老人在精神生活方面是最弱勢的羣體。分年齡段來看,70~79歲的老年人比60~69歲的低齡老人和80歲以上的高齡老人更易對精神生活表示出滿意。從育程度情況看,高中及以上文化水平的老年人精神生活評價爲滿意、非常滿意和一般的發生比是小學和初中文化水平老年人的2.54倍。此外,健康狀況良好的老人對精神生活滿意的發生比是健康狀況不好的老人的1.94倍。   老年人的精神生活滿意度和幸福感雖然是一種主觀感受,是個人對精神生活質量的綜合評價,但它必然是建立在一定的客觀基礎之上,是種種客觀條件共同作用的結果。特別是在我國這樣一個發展中國家裏,滿足老年人精神文化需求的各種外部條件還比較差,包括社區建設、文化體育設施等在內的外部條件對老年人的精神生活滿意度/幸福感呈正相關。老年人對精神生活的幸福感還受到性別、健康狀況、心理特徵、婚姻狀況、就業狀況和居住狀況諸因素的影響。大致特點是:男性、健康狀況較好、退休後再就業、有偶同居的老人幸福感較高。北京市老年人對一些豐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的設施發表的評價見表1。

  表1 北京市老年人對部分豐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設施的評價(略)

  數據來源:北京市老年人精神文化現狀及居家養老服務需求調查數據

  電視廣播、書刊雜誌、文化體育設施等在老年人的日常生活中佔據了很重要的位置。通過對這些項目的評價基本可反映北京市老年人對目前精神文化設施狀況的滿意程度。數據表明,大多數老人對這些設施還是比較滿意的,表示不滿意者只佔很小的部分,同時還有相當部分的老年人對這些設施評價一般或不知道。特別是老年人對老年教育的評價還比較低,說明北京市老年教育的發展情況還不能滿足老年人的需求。   如果把老年人的個人特徵和外界條件相比較,進行logistic迴歸分析發現老年人的個人特徵對其精神生活評價的影響更爲顯著。因此在改善外部條件的同時,更要注重老年人自身的特徵,如增進身體健康狀況等。特別是要重視老年人對自身精神慰藉能力的認識,才能提高對精神生活的評價。從這些調查數據中,我們可以初步判斷:北京市老年人自評的精神生活滿意度和幸福感基本上與客觀物質條件、健康狀況的好壞等基本要素呈正相關,但與某些變量又呈現出複雜的相關關係(如70~79歲老年人的評價高於60~69歲的低齡老人)。   雖然讓老人生活幸福、安享晚年是各項老齡政策的最終目標,但由於幸福感或滿意度包含着極強的個性化體驗,使之具有不確定性,因而我們在探索老年人精神生活滿意度或幸福感時,絕不能僅僅關注數據反映出來的最終結果,而必須深入到可能影響老年人生活感受的諸多內核性因素,例如老年人產生幸福和滿足感的原因是什麼、將達到什麼程度、是否穩定、是否伴隨環境變化而變化等。

  3 老年人精神生活滿意度/幸福感的影響因素探討

  3.1 滿意度或幸福感的一個重要特徵在於不同的人對幸福和滿意的理解不同,即幸福或滿意的標準是因人而異的。就老年人而言,影響其精神生活幸福感或者滿意度的因素由於個體的差異會有所側重,如有的老年人認爲閒暇生活豐富是幸福的最大來源,有的老人更看重家庭和睦、子孫孝順,還有的老人強調發揮餘熱、體現自我價值等等,不一而足。   老年人自評的幸福感或滿意度與其他人口羣體一樣也是存在於一定的社會背景中,會受到內在的老年人個體特徵和外在的價值標準的影響〔6〕。從諸多實證分析中我們不難發現,老年人擁有的物質經濟條件、健康、社會文化環境等因素都會對老年人的精神生活滿意度和幸福感產生巨大影響。

  3.2 北京市老年人人際交往和幸福感的關係 見表2。表2的數據表明,是否喜歡結交朋友對老年人的幸福感有顯著影響,喜歡結交朋友的老年人認爲生活幸福的比例高於不喜歡結交朋友的老人。通過人際交往這種主動的社會參與活動,老年人更易獲得精神上的滿足。

  表2 北京市老年人人際交往和幸福感的關係(略)

  數據來源:北京市老年人精神文化現狀及居家養老服務需求調查數據

  3.3 老年人蔘與集體活動與否也與老年人的精神生活滿意度或幸福感密切相關。此次調查的情況見表3。可以看出,喜歡參加集體活動的老年人認爲生活幸福的比例高於不喜歡參加集體活動的老人,而感到不幸福的比例低於不喜歡參加集體活動的老人。反映了晚年積極參與各種集體活動對於老年人的精神生活質量有一定的影響。

  表3 北京市老年人喜歡參加集體活動與幸福感的關係(略)

  數據來源:北京市老年人精神文化現狀及居家養老服務需求調查數據

  3.4 關於老年人主觀精神生活滿意度或幸福感與某些客觀條件(如教育程度等)相關性的不對稱問題,有的學者從心理學的角度進行解釋,其中,較爲人們普遍接受的社會比較理論認爲:老年人身體機能下降,不可控情況(如健康、親人死亡)日益顯著,這些因素制約了老年人提高主觀生活質量的能力〔7〕。老年人可通過採用主要控制(如:改變環境以適應自己)和次要控制(改變自己以適應環境)的方式來應對不可控情況。這些學者強調,老年人採用的控制方法是提高生活質量水平和實現成功老齡化的基礎〔8〕。heckhausen和brim等人〔9〕進一步解釋:當客觀標準缺失時,老年人更傾向於把自己與他人作向下(downward)比較(即與比自己差的人作比較)。老年人對這種與他人比較的差異表現出愉悅,愉悅的程度更甚於年輕人。向下比較爲主要控制提供了動機來源,能提升人們的自尊和滿足感,而主要控制與主觀感受的生活質量有確定的相關關係。因此,我們在進行老年人精神生活滿意度或幸福感調查研究時,除了考察老年人對精神生活總體滿意/幸福的評價外,還應通過一些對比性的問題(如與過去相比、與同齡人相比等)獲得老年人總體精神生活滿意度/幸福感的多重影響因素,從而更加準確地評價老年人的精神生活質量。

 儘管各國在文化背景等很多方面存在差異,但它們的發展歷程幾乎都顯示出一個共同的特點,即經濟條件越好、社會安全程度越高、社會的尊老風氣越濃厚、所提供的教育等越充分,老年人的精神生活滿意度越高,幸福感也越強。這種聯繫在發展中國家體現得尤爲緊密。雖然有的西方學者認爲客觀生活條件與人們的幸福感、滿意度也存在邊際效用遞減規律,但通過對北京市老年人的實證分析,我們認爲對於我國大多數老年人,特別是對於農村、女性、高齡、健康不佳等老年人中的脆弱羣體來說,當前制約其精神生活滿意度/幸福感的主要因素仍是各種客觀生活條件。或者說我國老年羣體在現階段甚至未來一段時期內主、客觀的不一致性將不會非常明顯。總之,老年人精神生活滿意度或幸福感總是與整個社會的發展進程息息相聯,這無論是從國外的如世界幸福數據庫〔10〕,還是從我國的各種老年人調查中均能得以證實。   應該注意的是,雖然老年人的精神生活滿意度和幸福感看似一個很直接的調查指標,但由於它的主觀性往往使調查者不得不充分考慮到可能出現的偏誤。如調查時點發生的事件可能會反映在老年人暫時的心情上,因而自評精神生活滿意度或幸福感難以表明較長一段時間內的情況。老年期經受親人死亡和疾病的可能性更大,所以對老年人自評精神生活滿意度和幸福感進行長期縱向調查是非常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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