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實行計劃生育已經快40年了，其工作目標始終盯着“少生一個孩兒”。至於從國家人力資源的戰略儲備方面僅僅是在嘴上說說而已。各級計生委就是隻看超生和指標，就是不看現有生育環境和結果到底是個什麼水平。我國目前至少在嬰幼兒先天性疾病發病率是比較高的。在我國各大醫院，小兒先天性心臟病、腦癱和弱視兒童就診率都比較高。至於腦癱、唐氏綜合症等遺傳性疾病以及胎兒畸形發育也呈多發之勢。可以說我國目前儘管生活水平有了較大改善，但青少年健康水平，呈下降趨勢，這從全國青少年不多的體檢次數以及統計資料可見情況是令人擔憂。處於人道，我國20多個省市推出的“嬰兒安全島”幾乎全都面臨無法難以繼續實行下去的窘境。
例如廣東推行的嬰兒島50天收到265個棄嬰，被迫暫停；今年6.1節，山東濟南一個嬰兒島一天就收到8個患有嚴重疾病的嬰兒。優生沒有實現，而出於人道的嬰兒島卻成了政府不得不面對的包袱，如果是嬰幼兒患的是一般疾病，那絕大多數孩子的父母也不至於把親生骨肉送到嬰兒島。解決一個孩子的大病要幾十萬以上甚至上百萬，還不能保證痊癒，後期的康復和治療以及未來孩子的生存需要，無論是家長還是社會或政府都是難以承受的大問題。任何慈善也只能是面向以少部分困難羣體。
從近十多年的情況來看，青少年健康狀況不容樂觀：一是應試教育已經把學生的健康和體育事實上邊緣化了。中小學僅近視眼的學生就已經達到30-40%或以上，體能和肺活量能達標的一般不超過70%，這種情況在城市裏尤爲顯著。從2010年以來，我國徵兵工作中已經明顯看到兵源狀況堪憂，以致於不得不降低體檢標準。，心外科每天要做的小兒先天性心臟病手術平均大約在20-30臺左右，6個手術檯基本上是常年連軸轉。地方如此，全國何堪？僅從小兒先天性心臟病和先天性弱視而言已經成爲醫院的門診重點病種。此前報道的馬拉松比賽和中學體育教學中出現的參賽運動員死亡事件以及工礦企業中體能不支可見我國國民健康水平實在堪憂。
從日本的情況來看，二戰期間，日本爲了保證其侵略戰爭兵源的需要，在國力大部分用於戰爭所需的情況下，仍以日本天皇的詔書來強化國民健康的總動員，其各項實施措施堪稱“務實有效”，這在當時日本國民生活水平並不高的條件下在很大程度上爲戰爭提供了大量的優質兵員。不管日本出於什麼目的，大和民族的危機感所形成的“國民一致性”，對提高國民健康水平起到了巨大的作用，這就像中國人的口頭禪“政府重視，羣衆參與”。只是中國人只是說在嘴上，而日本人“落實在行動上”。從戰爭實例上看，滇緬的松山戰役和美日塞班島登陸戰，儘管日本最終是戰敗了，但其在劣勢裝備和”敵衆我寡“的情況下給對方造成的損失也是空前巨大的。可以說日軍的體能的確優於美軍和英軍，更優於中國軍隊。從整個二戰史可見，日軍的體能和耐受性算是一流的。現時的管理學者喜歡老生常談的“縱向到底、橫向到邊，持之以恆，不留死角”，恰恰被日本人做的十分到位，所以日本管理學界從來就沒有“專項鬥爭”之說，這大概有點令國人感到苦澀。
中國目前的情況是，一方面計劃生育實際上目標就是”少生“，生育指標就是”政績“。殊不知，”少生“如果和”劣生“碰到一起，問題就更麻煩了。現在社會上廣泛議論的”一個老人幾個人養“，如果再加上”一個病兒全社會養“，這樣的結果難道不是對現行計劃生育體制的嘲諷嗎？我這樣說十句與以下幾個方面：
1、老齡化社會本身預示着優質勞動力資源的相對不足，即中國經濟人口紅利的逐漸消失。未來的發展是否僅依靠自動化就能解決發展的瓶頸。
2、在社會保障長期處於低水平的條件下，如果殘疾人迅速增加，個人和政府乃至全社會出於人道的救助能力究竟有多大。對老人和殘疾人養活和照料的費用和人力能早多大程度上得以保證？政府或社會又能拿出多少醫療資源來滿足這部分羣體的需求。
3、我們一方面要控制人口而少生，另一方面同時殘疾人數又在增加，社會勞動力總量減少的同時失去勞動能力的人又在增加，我們在經濟效益不能提高的同時提高最低工資標準，這無疑是企業”歇業跑路“的誘因。社會勞動力總量減少預示着社會保障基金來源的減少，在我國城鎮職工繳納的養老保險金居高不下的同時還有多大提高徵收比例的可行性？這一正一反的賬自然明白人都可以算一下。
4、”金牌體育“和”應試教育“是花了大價錢的，但從國家宏觀戰略角度來看，有多少銀子是花的值得的？拿到成千上萬的錢，就是爲了奧運會的幾塊金牌嗎？難道教育投入達到GDP的4%就可以解決人才輩出的問題嗎？義務教育把寶壓在考試猜題上，高等教育專業設置的混亂不堪，田長霖先生來華大聲疾呼”大學要出大師“，楊振寧和李政道先生關於學習的“興趣是第一位的”忠告以及“錢學森之問”我們不是不知道。試問，當今國內“一流大學”有幾個能與抗戰時期的“西南聯大”在人才培養上可以與之一比高下？所以用小瀋陽那句話稍改一下做個小結倒是比較合適：“錢花完了，人也沒了。”
5、 我們說“優生優育”，那麼婚前、孕前、產前檢查則是最起碼的，必不可少的預防性醫學檢查，可是在實踐上，連起碼的婚前檢查、產前檢查都省略了。我們收了那麼多“社會撫養費”，但有一分錢用於這些檢查上了嗎？再加上社會關於“全民健康檢查”也都流於形式，試問拿什麼來保證“優生優育”的國策？ 計生也好‘優生也好都是一門科學，都是系統工程。現在的問題是，計生取代了優生，而不是把“優生”作爲“計生”的前提 ，這實在是本末倒置。
從國家競爭力的戰略角度來看，國家管理是一個系統工程，它包括目標性、全局性、層次性、關聯性幾個方面，系統只有具備閉環特徵纔是可控的系統。計劃生育應該搞，問題是怎樣搞，從可持續發展的眼光來看有哪些相關因素或者說制約因素，是正相關還是負相關等等。宏觀調控也好，微觀調整也好，世界上就沒有單因素的問題。我們在國家發展戰略的頂層制度設計上就存在這麼大的漏洞，所謂科學發展觀從何而談。沒有“優生”，“計生”就是空中樓閣，無論是家庭、個人還是政府乃至社會，“病急亂投醫”是最不可取的愚蠢之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