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鬱症的進化起源3

時間: 2012-05-04

心理學界反響兩極分化

安德魯斯和湯姆森在《心理學評論》2009年7月號上發表的相關論文長達3.6萬字,在心理學界激起了兩極分化的反響。紐約大學教授傑羅姆・韋克菲爾德(Jerome Wakefield)熱烈讚揚該論文是“重新評估抑鬱的極端重要的第一步”,韋克菲爾德專長於臨牀心理學的概念建構;另一些心理學家則認爲該論文只是不負責任的猜測,是在“給人類承擔的痛苦辯護”。布朗大學心理學和行爲科學教授彼得・克拉默(Peter Kramer)稱其爲“一架由很多不牢靠的階梯組成的梯子”,站不住腳。克拉默長期以來一直是抗抑鬱藥物的擁護者,他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著作《神奇百憂解》詳細記載了患者服用百憂解後病情的巨大改善。克拉默批評“浪漫化”抑鬱症的傾向,將其比作19世紀文學家對肺結核的美化。他認爲安德魯斯和湯姆森忽視了多種不符合其進化心理學理論的抑鬱症變體,“這份研究對長期抑鬱及其引起的自我痛恨、無助和循環性的思維反芻隻字不提。腦卒中後抑鬱呢?老年抑鬱症呢?極端嚴重的抑鬱呢?”克拉默認爲對社會壓力的健康反應與抑鬱症患者的反應截然不同,不容混淆。他寫道:“抑鬱與悲傷並不是一回事兒,而是一種令人壓抑的感覺的單調化。”

即使是贊同安德魯斯和湯姆森的“分析性思維反芻假說”( analytic-rumination hypothesis)的科學家也對該理論的細節持懷疑態度。華盛頓州立大學的人類學家埃德・哈根(Ed Hagen)正與安德魯斯合著一本新書,他表示儘管安德魯斯的這一假說使他相信某些抑鬱症候確實能夠提高解決問題的能力,他仍不確信這種假說能爲抑鬱的起源提供充分解釋。哈根指出:“嚴重的抑鬱症患者往往不打扮、不洗澡,甚至不上廁所。他們對子女的關注也嚴重不足,以至危及後代的生存。”這些行爲嚴重影響了該個體的健康和繁衍,這種巨大的代價不是“更多不受干擾的思考時間”就能夠補償的。

密歇根大學心理學家蘭道夫・奈斯(Randolph Nesse)則指出,像抑鬱症這樣複雜的心理障礙很難有簡單的經化心理學解釋。事實上分析性思維反芻假說只不過是衆多試圖解釋抑鬱症爲何如此常見的假說之一,比方說,有“求助說”,即認爲抑鬱是引起親朋好友幫助的一種方法;有“失敗信號說”,認爲在爭奪社會地位失敗後的絕望感可以避免失敗者進行無謂的反擊,從而增加生存下來的可能性;還有“抑鬱現實主義說”,一些研究表明患有抑鬱症的人士對現實的認識更爲清晰,在預測將來的結果方面也更準確。這幾種假說都有相應的科學支持,但都不足以單獨解釋抑鬱症。奈斯稱,列舉這些例子是爲了表明,憂傷與快樂一樣有着多種功能。

奈斯欣賞分析性思維反芻假說,但認爲這種理論未能重視抑鬱症的異質性。安德魯斯和湯姆森將抑鬱比作幫助人類抵禦感染的發燒,但奈斯認爲將抑鬱比作慢性疼痛更爲準確,慢性疼痛同樣可能因多種原因發生。“有時候疼痛有其機體上的緣由,例如說你跌碎了盤子,碎片扎到了手,這時候疼痛感能幫助你意識到問題所在,並解決它。然而很多時候慢性疼痛顯得無緣無故,疼痛本身成了人體機能障礙。”

安德魯斯和湯姆森迴應這些批評稱,他們認識到抑鬱症是個外延很廣的概念,是多種多樣症狀的集合概念。儘管分析性思維反芻假說或許可以解釋因“迫切事由”引發的壓力而抑鬱的患者,卻無法解釋爲何有些人沒有明確的理由就罹患抑鬱症,以及爲何有些人在不幸事件發生後多年也無法釋懷。湯姆森指出:“我們說抑鬱可能是有意義的,並不意味着它在任何情況下都有用,有時候抑鬱症狀可能完全失控。問題是,我們這個社會將抑鬱看成一種必須避免或治療的東西,我們太過急切於消除抑鬱症歧視,無形中卻反而開始歧視憂傷情緒”。

對湯姆森來說,這種關於抑鬱症的新理論直接影響了他的醫療實踐。他表示:“這是我鑑定理論的‘石蕊試紙’,即:這些理論能幫助我更好地治療病人嗎?”最近幾年裏,湯姆森減少了抗抑鬱藥物的用量,因爲他現在認爲有時候藥物會干擾真正的恢復進程,使人們更難解決自己遇到的問題。他說:“我記得曾有位病人對我說她需要減少抗抑鬱藥物用量,我問她藥物是否有效,她的回答我永遠也忘不了。她說:‘沒錯,藥物效果非常好,我感覺好太多了。問題是我現在還是沒有跟那個酗酒的混賬東西離婚,只不過藥物讓我覺得現在可以忍受他了。’”

這個例子的關鍵是該女士的抑鬱情緒源於實際問題;她的痛苦並非無源之水。儘管藥物能使她感覺更好,但如果實際上得不到解決,抑鬱症就不會真正治癒。最近的一些學術研究也提出了類似的質疑,這些研究對抗抑鬱藥物的療效,特別是對中度抑鬱症患者的治療效果進行了調查。範德堡大學的心理學家史蒂芬・霍侖(Steven Hollon)在2005年發表的一篇論文中指出,他發現在停藥後一年內,76%的抑鬱病患者會舊病復發。與之相反的是,那些進行過認知性對話治療的精神病患者的複發率只有31%。霍侖的發現也並非一家之言,數個其他研究均發現使用藥物治療的抑鬱病患者的複發率幾乎兩倍於接受認知性行爲治療的患者。“高複發率表明,藥物實際上未能解決任何問題,”湯姆森說。“事實上,藥物似乎在干擾解決的方案,因此患者未能解決實際存在的問題。我們最終只能讓患者一直堅持服藥。這就像病人因感染細菌而發燒,醫生卻只治療發燒而不管感染這一病因。”

湯姆森描述了一位接受其治療的大學生。“很明顯這位病人非常痛苦,”湯姆森說,“他睡不着,看書也看不進去。他要面對很多的家庭問題”──他的父母最近離婚了,“他的父親要求他繼續讀研,給了他很大的壓力。因爲這位患者有抑鬱病的家族史,因此標準的治療方法是讓他定時定量服藥。在幾年前,我也是這樣做的。”

不過,湯姆森決定幫助這位學生自己解決問題。“你要嘗試做的就是加速思維反芻的過程,”湯姆森說,“一旦他們瞭解到自己需要解決的困境,他們差不多馬上就會感覺好很多。”他表示最近的一份研究也支持自己的觀點,該研究發現“表達性寫作”(要求抑鬱症患者就他們的感覺進行寫作)會使病情發作的時間大大縮短。湯姆森認爲,原因在於思考可以提高我們解決問題的能力,而寫作正是思考的一種方式。“這並非意味着會出現一些治療奇蹟,”他說。“在很多個案裏,康復過程是長期和艱難的。我也是這麼對這位年輕的學生說的。我說‘我知道你很痛苦,我明白這些問題的解決看起來是不可能的,但是實際上並不是這樣的。我會幫你解決它們的。’”

消極情緒不無裨益

現在就對分析性思維反芻假說下定論還爲時尚早。沒有人知道抑鬱症是否真是適應性進化的結果,或許安德魯斯和湯姆森只是提出了又一個“就是這樣的”理論──即聽起來很聰明,卻無法證明的進化論解釋。儘管如此,他們的設想是目前科學界對消極情緒進行的重新評估的一部分,一直以來這些情緒都被認爲是應當被避免的。最能體現這種否定憂傷情緒的態度的例子是正向心理學的興起,該領域的學者專注於研究如何獲得快樂。他們推出了《幸福又如何》和《真實的快樂》等多本暢銷自助書籍,希望能勾畫出“持久的滿足”和“獲得想要的生活”背後的科學規律。

但是,關於消極情緒的最新研究卻表明與憂傷相伴的是一系列益處,即使最不愉快的感覺也有其重要目的。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州大學社會心理學者喬・福加斯(Joe Forgas)多次在試驗中證明,在複雜的情況下消極情緒能幫助作出較佳的決策。究其原因,福加斯認爲情緒和認知兩者之間存在錯綜複雜的關係:憂傷促進人們“作出最佳的信息處理策略,從而應對較爲複雜的情況。”這幫助解釋了爲什麼憂鬱的測試者能更好的判斷流言的真僞及回憶過去的事情,此外,他們在對待陌生人時也更客觀。

去年福加斯離開實驗室來到悉尼郊區開了一家小型文具店進行調查研究。他進行的測試很簡單:將玩具士兵、塑料動物和微型轎車等各種各樣的飾品, 放置在收銀臺附近,當顧客離開時,福加斯就會測試他們的記憶,要求他們儘可能的將看到的東西列出來。爲了控制情緒的效果,在陰沉、下雨的天氣進行調查測試時,福加斯會在店裏播放威爾第的《安魂曲》;而在天氣情況的日子,他將使用吉爾伯特和沙利文的歌曲。測試的結果很明顯:情緒低落的顧客記憶的東西是其他顧客的四倍。潮溼的天氣使他們感傷,而感傷的情緒也使得他們更加留心、觀察力更加敏銳。

基於上述現象,我們就不難解釋爲何抑鬱症患者與創造性產品之間有着驚人的相關性。神經系統科學家南希・安德里森在一個研究中,對愛荷華州作家協會的30位作家精神狀況進行了調查,80%的作家符合某種抑鬱症的診斷標準。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精神病學教授凱・雷德菲爾德・傑米森也就類似的主題對英國的作家和藝術家的生平進行了調查,該調查發現成功人士罹患嚴重抑鬱症的概率是普通人的八倍。

爲什麼心理疾病會與創造性如此緊密相連呢?安德里森認爲某種“認知性風格”能夠幫助人們更加容易的創造出藝術作品,而抑鬱症與這種風格緊密相連。安德里森指出,在創作過程中,“堅持是最重要的品質之一。”根據愛荷華州的調查,安德里森發現“成功的作家是像職業拳擊手一般儘管一直遭受打擊,但從不放棄的。他們會堅持到成功。”儘管安德里森承認精神疾病是一種負擔,但她同時指出許多創意得益於對目標持續不懈的“病態的”追求。“不幸的是,這種思維模式常常與痛苦不可分離。”

抑鬱症另一個值得關注的症狀是自我厭惡。當精神病患者陷於思維反芻螺旋中時,他們常常忽略自己的成就;他們的腦裏唯一關注的就是有什麼地方做錯了。儘管這種情況常常與退卻和沉默(不願與他人交流)聯繫在一起,但有證據顯示不愉快的精神狀態實際上可以幫助提高我們的表達能力。福加斯說他曾發現感傷能幫助人們表達出更清楚和更有說服力的句子,而消極情緒“促成一個更具體、更適合且最終更加成功的交流方式。”因爲憂慮使我們對自己的寫作更加挑剔,更在乎詞句是否完美。正如法國著名思想家羅蘭・巴特所說:“能成爲創造性的作家是那些認爲寫作是個問題的人。”

這一系列研究促使安德魯斯親自去進行試驗,他希望能藉此更好地理解消極情緒和提高分析能力之間的關係。他找來115名大學生進行著名的瑞文推理測驗,結果首先發現並無抑鬱症的學生在參加測試後出現“抑鬱現象”增多的現象。換句話說,僅僅是一個抽象性的問題都能引起注意力恍惚,並導致出現感傷情緒。至於我們是在解數學方程還是因某事而傷透了心,這都不重要:對專注的分析離不開對感傷的分析。這表明抑鬱症是正常思考過程的一種極端形式,就像磁鐵與金屬一樣,陰鬱情緒使我們專注於面臨的的問題。

但是這種緊密聯繫有用嗎?意氣消沉真能幫我們解決問題嗎?安德魯斯發現抑鬱的效應和測試者智商測試的結果存在着重大的聯繫:情緒較低落的人得分更高。安德魯斯說:“結果很明顯:抑鬱的影響使人們思考得更好。”當然,要說服人們接受自己的痛苦,擁抱陰鬱情緒的“滋補”絕非易事。只強調抑鬱有其意義或者說感傷會使我們聰明,而將其可怕的方面略過不談是片面的。畢竟,儘管發燒對我們也有好處,但是我們仍然要吃藥讓它退去。這就是進化的悖論:即使痛苦是有用的,儘快脫離這種痛苦仍是生物最強大的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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