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門診》：目前我國慢性丙型肝炎的發病趨勢如何？您認爲在目前我國慢性丙肝治療過程中，最值得關注的問題是什麼？
魏來教授：目前我國慢性丙型肝炎的發展趨勢喜憂參半。喜的是，現在丙肝新發感染很少。我們知道以前我國丙肝主要通過輸血感染，從1993年開始衛生部對獻血員強制篩查丙肝抗體，此後就少見因輸血感染丙肝的患者。憂的是，從2004年到2011年底，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報告的丙肝病例數量逐年增多。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患者感染丙肝後很少出現明顯的臨牀症狀，只有一半左右患者出現乏力等症狀，而且很容易和疲勞引起的乏力混淆；患者直到出現肝硬化、肝癌等後續臨牀表現，纔去就診，所以報告的數量增多。此外，由於某些原因普通體檢取消了篩查丙肝抗體，導致丙肝患者並不知曉患病。我們認爲在體檢中應該檢查丙肝抗體，但用人單位不要對這個項目產生歧視，不能因爲查出丙肝陽性就影響其工作機會。
丙肝治療過程中最值得關注的是，現在接受治療的丙肝患者太少。根據2011年丙肝患者的發病數量和治療數量推算，我們發現所有丙肝的患者中，僅有1.7%的患者接受了治療。原因有三個：第一，已經診斷的患者沒有及時轉到專科醫生處。臨牀上涉及到輸血、手術、牙科、內鏡等，都會篩查丙肝，查出丙肝後醫生會視之爲高危患者，同時提醒自己在手術中不被感染，同時還應該及時幫助患者轉診至專科醫生進行治療。第二，非專科醫生可能不瞭解丙肝是可以治癒的，醫生如果告訴患者丙肝無法治癒，患者可能就不進行治療。第三，丙肝出現轉氨酶增高的不多，轉氨酶值可能異常，但低於檢驗規定的最高值。其實丙肝患者的轉氨酶即使沒有增高，肝臟一樣可能有炎症。只要有病毒，就可能發生肝硬化和/或癌變。而無論轉氨酶是否升高，丙肝規範治療的療效是一樣的，都可能治癒。目前丙肝沒有疫苗，每治好一個患者就等於減少一個傳染源。因此，對於非肝病專科醫生的宣傳和培訓顯得非常重要。
《門診》：我國現行的《丙型肝炎指南》對丙肝的治療有什麼建議？干擾素對歐美和亞洲的人羣療效有所不同，今後更新我國指南時，是否也會考慮這點？
魏來教授：我國《丙型肝炎指南》是2004年制定的。現在丙肝治療的最新葯物是直接抗病毒藥物（DAA），目前我國還沒有批准上市，因此無法寫入指南。在這種情況下更新指南有挑戰，難以推薦。另外，在聚乙二醇干擾素納入醫保前，指南推薦普通干擾素或者聚乙二醇干擾素聯合利巴韋林；現在聚乙二醇干擾素已經納入醫保，所以這也需要更新。還有一個問題，有些地區現在仍在使用普通干擾素，這是因爲當地醫保負擔不了這麼高的費用。今後在指南上我們也會強調一下這個問題。
2004年制定指南時，我們只是粗略地知道干擾素對不同人種的療效有差別。爲什麼有差別，有多大的差別，我們並不瞭解。直到2008～2009年的研究發現，亞洲人羣療效確實優於歐美人羣。抽取IDEAL研究中的3,000多個樣本研究後發現，亞洲人種的IL28B基因型優於歐美人，所以亞洲人治療的效果比較好。但是，在今後治療前是否需要檢測IL28B基因型還需要更多研究再確定。
《門診》：對於肝移植後丙肝復發的患者，應該怎麼選擇治療方案？
魏來教授：丙肝患者肝移植後易復發，這是因爲在移植期中沒有可供使用的中和丙型肝炎病毒的藥物。乙肝移植前可用抗病毒藥物控制住病毒，移植時可用乙肝免疫球蛋白中和所有病毒，而丙肝沒有這樣的藥物。進行肝移植的患者，往往是重度肝病，中性粒細胞、血小板等比較低，患者在移植期耐受不了干擾素。DAA批准上市後，就可以在這個階段應用。現在對丙肝移植後復發是否進行抗病毒治療有四種意見，國際上最主流的是隻要復發就給予治療。但是如果移植以後，患者不能耐受干擾素，而移植後丙肝病情不嚴重，就可以暫不治療，半年以後再行治療。因爲移植後的患者都使用了免疫抑制劑，他們自身的免疫功能是受到抑制的，所以移植後的患者肝硬化進展的速度比一般患者要快，肯定是需要治療的。
《門診》：HCV基因型與宿主基因型均在其中發揮重要作用，不同基因型對聚乙二醇干擾素聯合利巴韋林的標準化抗病毒治療的應答不同，因此治療前需要確定HCV基因型以制定相應的治療方案。請問不同基因型的治療方案是什麼？
魏來教授：現在中國患者主要分兩類：一類是1型的，一類是2型和3型的。按照國際通行的規則，1型丙肝是使用聚乙二醇干擾素聯合利巴韋林治療48周，2型和3型是聚乙二醇干擾素聯合利巴韋林治療24周，如果是普通干擾素聯合利巴韋林則爲48周的療程。我國還有少部分的患者是基因6型，這一型在我國逐漸增多，廣西、廣東等地基因6型的患者大概比例爲20%。這種基因型需要多長的療程目前沒有大樣本的研究數據、還沒有定論，但是認爲可以嘗試24周的療程，最好還是採用48周的療程。
《門診》：有些地區不具備檢測HCV基因型的條件，怎麼改善這些地區的患者檢測效果？
魏來教授：敏感的檢測方法可以在4周、12周的時候幫助預測患者是否應答，如果不是敏感的方法就無法預測。在確定基因型的前提下，患者可以儘早獲得治療，如果沒有辦法檢測，可能療程就會很長。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必須使用敏感試劑才能確定患者是否治癒。現在敏感試劑主要來自進口，國產試劑仍在努力改善之中。一般在醫科大學附屬醫院都有進口敏感試劑，但並不是所有患者都能用上，因爲醫保只報銷國產試劑。政策層面的事情需要發展中改變，醫生要盡到告知的義務，讓患者知道敏感試劑跟其他試劑的不同。
《門診》：干擾素不僅可以抗病毒還有調節免疫功能的作用，免疫調節功能是如何發揮的？出現了DAA等新葯以後，我國丙肝用藥的情況會發生什麼變化嗎？
魏來教授：干擾素的免疫調節作用是長期清除病毒的重要基礎。患者在應用干擾素治療之初，病毒載量下降比較快，這是因爲干擾素的抗病毒作用。但是治療一段時間之後，病毒量下降逐漸減慢，這段時間持續較長，這就是干擾素的免疫調節作用，在機體微環境中建立對乙肝病毒的免疫機制，慢慢把乙肝病毒清除掉，這是穩定持久的。之前說到DAA，它可以抑制或清除病毒，但是沒有免疫調節作用，停藥之後是否會復發，我們還不清楚，相對來說，干擾素的優勢就是可以持久應答。
接下來三到五年，我國的丙肝治療仍然會以聚乙二醇干擾素聯合利巴韋林的聯合治療爲主。具體原因是綜合考慮了以下因素：第一，醫保政策的因素。讓聚乙二醇干擾素納入醫保，進口聚乙二醇干擾素前不久開始降價，這樣能讓更多患者用得起聚乙二醇干擾素；第二，對普通干擾素應用後復發的認識將越來越多。患者會更願意使用聚乙二醇干擾素；第三，國產的聚乙二醇干擾素會上市；第四，DAA在我國還處於臨牀試驗階段，到真正批准上市並投入到臨牀還需要幾年時間。
《門診》：作爲北京大學肝病研究所所長，目前貴所分別針對哪些領域進行研究？尤其是針對丙肝領域，有沒有即將公佈的研究成果？
魏來教授：北京大學肝病研究所的研究包括乙性肝炎、丙型肝炎、酒精性肝病、脂肪性肝病、藥物性肝病、肝硬化和肝癌。對於乙肝和丙肝，研究主要有兩方面：一是疾病的抗病毒治療，如何採用現有的藥物提高療效，即所謂的“優化治療。二是跟美國密歇根大學合作的項目。此項目是在我國和美國分別入選1,000例丙肝患者，比較兩國丙肝患者變化有何不同，然後找到能夠預測變化的因素。研究需要持續5至10年，現在我們採集患者血樣，5～10年後再看那些發生了肝硬化、肝癌的患者原來的血樣中有什麼特異性的標誌，就可以用這個標誌去預測肝硬化、肝癌。這個研究目前我國已經入選了413例，美國入選了407例。目前發現，美國患者的肝硬化、肝癌比例比我國大。分析認爲美國的丙肝高峯是在上世紀70年代，我國是在上世紀80年代，因此能夠預測未來10年我國肝硬化、肝癌患者會增多，丙肝移植的患者也會增多，爲了不重蹈覆轍，我們應該提前治療。做這個對比研究的同時，我們還通過給患者發問卷的方式發現了中美兩國對於丙肝的認識度非常接近，這項研究結果即將發表。
酒精肝和脂肪肝的研究中我們發現，從2004到2009年北京市乙肝引起的肝硬化在減少，酒精肝引起的肝硬化在增多，脂肪肝也在增多。研究目的是探究全國不同地區的差別，酒精肝是如何發展的，如何幹預才能夠減少硬化、癌變。
對於肝癌，研究主要有三方面：第一是肝癌疫苗，目前NY-ESO-1b已經獲得國家藥監局的批准，現在在做Ⅰ期臨牀試驗；二是肝癌發病相關的基因，用於機制研究和預測；三是肝癌復發相關的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