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發性肝癌組織類型包括肝細胞性肝癌和膽管細胞性肝癌，前者佔我國原發性肝癌的90％以上。因此，要提高原發性肝癌的治療效果，關鍵在於對肝細胞性肝癌的進一步研究。肝細胞性肝癌的治療策略強調以手術爲主的綜合治療。近十年來，隨着外科技術的不斷進步，以及對肝癌生物學特性的不斷認識，一系列的綜合治療方法日趨成熟，這在很大程度上彌補了手術治療的缺陷和不足，並使原發性肝癌的5年生存率提高了一倍。
然而，肝細胞性肝癌畢竟是一種高度惡性的腫瘤，相對於其他消化系統腫瘤，肝癌的治療效果仍不理想，糾其原因，主要是由於肝癌的手術切除率低、高度轉移復發的傾向及對放化療的不敏感。爲了提高肝癌的治療效果，策略上無非從兩方面着手：一是努力提高肝癌的早期診斷率；二是加強以手術爲主的綜合治療。研究表明，肝癌的分化程度隨腫瘤的生長而降低，有學者認爲，肝癌發展到一定程度，其血管新生的“開關（Angiogenic Switch）”被打開後，轉移的傾向就會增強。這從肝癌的生物學角度解釋了早期肝癌預後較好的原因。另外，從外科治療角度，早期肝癌更易獲得根治性切除。肝癌的綜合治療包括了兩方面的內容：一是要努力提高肝癌的手術切除率，二是要合理應用各種綜合治療手段。
一． 努力提高肝癌的手術切除率
大量臨牀資料表明，手術切除對肝癌預後的改善起主要的作用，努力提高手術切除率是提高肝癌治療效果的關鍵。得益於對肝臟解剖認識的加深以及外科技術的進步，在過去的二三十年中，肝癌手術切除率大大提高，特別是各種無血切肝技術的發展，使得肝臟外科的一個個“禁區”被打開，肝切除的術中出血大大減少，而手術安全性則大大提高。
控制術中出血一直是肝臟切除的首要問題，從某種意義上講，肝臟外科的進展就是一個挑戰和戰勝術中出血的過程。傳統的控制入肝血流的Pringle法對於周圍型肝臟腫瘤的切除具有無可替代的優勢，但對中央型腫瘤，源於肝靜脈系統的出血則需要阻斷出肝血流才能得以控制。目前，常用的無血切肝技術包括：常溫或低溫灌注下全肝血流阻斷技術，改良式全肝血流阻斷技術，半離體切肝術，全離體切肝術等。在國內，肝癌病人大多伴有不同程度的肝硬化和門靜脈高壓症，大量側枝循環的形成使腹主動脈的阻斷較爲困難。因此，由筆者首先倡導的結合Pringle法和出肝血流阻斷的改良式全肝血流阻斷技術目前應用最爲廣泛。
近年來，在無血切肝技術方面的發展主要是半肝血流阻斷技術，這種方法是通過解剖第一和第二肝門，阻斷擬切除的左半肝或右半肝的出入肝血流，實施無血切肝。這種技術避免了全肝血流阻斷，對保護餘肝的功能具有積極意義，但該技術相對複雜，推廣上受到一定限制，特別是肝靜脈的側枝較多，很多情況下仍需要行全肝血流阻斷才能很好地控制出血。應當指出，半肝血流的阻斷有利於防止由於術中擠壓引起的腫瘤在肝內的擴散。
肝癌的肝切除策略上包括局部切除（做小）和規則性切除（做大）。國內病人由於基礎肝臟病變，肝臟儲備功能有限，局部切除較多地保留了功能性肝實質，對於減少術中出血，防止術後肝功能衰竭，具有無可替代的優勢。規則性肝切除是基於肝臟的功能性分段行肝臟的段或葉切除，切除的肝實質較多，對術後肝功能影響相對較大。理論上，肝癌在肝內的轉移主要通過門靜脈系統，早期的肝內轉移常侷限在腫瘤所在的段或葉，規則性肝切除有利於預防肝內復發。然而，循證醫學也表明，肝切除術後的復發的主要相關因素是腫瘤的切緣（Free Margin），相對於局部切除或規則性切除，腫瘤的切緣更爲重要，只要能夠保證腫瘤具有足夠的切緣，是否規則可能並不重要。對於是局部切除還是規則性切除目前仍未定論，有待於大樣本前瞻性研究報道。
由此引申出的問題爲肝臟儲備功能的評價，如肝臟具有足夠的儲備功能，鑑於理論上的優勢，規則性肝切除當爲首選。目前臨牀上通用Child-Pugh分級系統評價肝臟的儲備功能，其對肝臟切除手術適應證的選擇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但其準確性有待提高，有必要聯合其他肝臟儲備功能檢測手段，如吲哚箐綠（ICG）負荷試驗等，以適應肝臟切除技術進一步發展的需要。爲了提高肝癌的切除率，有報導用術前患側門靜脈支的栓塞，以促進餘肝增生者，現已證實這種辦法確能誘導切除以外肝臟的代償性肥大。
肝癌手術切除的另一個問題是二期切除和復發腫瘤的再切除。所謂二期切除是指對不能切除的肝癌經姑息性外科治療（包括肝動脈結紮、插管、冷凍治療等）或TACE治療，待腫瘤縮小後作序貫切除。二期治療已被證實能提高肝癌的生存率。肝癌切除後的復發實際上包括了兩方面的來源，一是“肝內轉移”，即首次手術後的殘留，常發生在術後1～3年，約佔複發性肝癌的80%～90%。另一種實質上是新生的腫瘤，其發生機理與首次原發性肝癌相同，這類復發約佔複發性肝癌的10%～20%，通常在術後5年以上發生。資料顯示，複發性肝癌再切除後仍能取得較好的效果。
肝臟移植是近年來肝癌治療的主要進展之一。目前對肝功能不良、晚期肝硬化的小肝癌患者選擇肝移植治療已被大多學者接受，在小肝癌，肝切除的1年和5年生存率分別爲58％～89％和35％～51％，而肝移植的1年和5年生存率分別可達到80％～87％和60％～72％。在複發率方面，肝移植（0％～43％）也優於肝切除（19％～65％）。但該結果並未考慮到供體來源等方面的社會因素。但是，對肝功能良好(Child A)的肝硬化肝癌患者，特別是那些單個、邊界清楚、可切除的腫瘤，是選擇肝移植還是選擇肝切除目前仍缺乏統一的認識，考慮到供體因素，大多仍主張肝切除。影響肝癌肝移植效果的因素包括腫瘤的大小、數量、分級、血管浸潤程度、有無肝外淋巴結轉移等。目前對於肝癌的肝移植的適應證把握包括有Milan 標準、UCSF 標準和Pittsburgh 標準，國內有資料顯示，從術前評估角度，腫瘤的最大直徑超過5釐米和存在門靜脈癌栓是影響預後的重要因素，UCSF標準可能更適合我國國情。
二． 合理應用各種綜合治療手段
肝癌的綜合治療手段包括經導管動脈內化療栓塞（TACE）、姑息性外科治療、局部治療、及放射、化學、生物治療等。姑息性外科治療包括肝動脈結紮、插管、冷凍治療等，局部治療的方法較多，常用的有經皮乙醇瘤內注射、微波治療、射頻治療等。鑑於手術切除率在肝癌預後中的關鍵作用，肝癌經綜合治療後一旦獲得可切除的機會，即應即時採取手術治療。
TACE是當前多數不能切除肝癌的首選療法，尤其適合於Child A或Okuda I期的多結節肝癌。TAE對肝癌自發性破裂，肝癌伴動靜脈瘻者也有用。對有門靜脈主幹癌栓的多結節肝癌，如病人肝功能好、側枝循環豐富，TACE基本上是安全的。近年來的研究顯示，按需進行TACE的效果比按計劃進行TACE的效果要好，這也一定程度上說明了TACE在肝癌治療中的輔助地位，過分積極的TACE治療有時適得其反。TACE的另一個問題是適應證的掌握。TACE的途徑是肝動脈，而大多數肝癌具有高動脈性血供的特性，在影像學上表現爲動脈期的強化，這就爲TACE適應證的把握提供了基本的依據，對於部分無動脈期強化的肝癌，TACE治療就缺乏理論上的依據。
各種局部治療的共同問題是治療的不徹底性。至於不同局部治療手段之間孰優孰劣，缺乏大樣本的對照研究，並無定論。有認爲經皮乙醇瘤內注射（PEI）對較大的肝癌具有優勢。也有認爲經皮微波治療優於PEI的，5年生存率爲78%對35%。經皮射頻治療適用於直徑小於3.0cm的肝癌，但也有在全麻下多點穿刺射頻治療大肝癌的報導。
局部治療帶來的另一個問題是大量的組織壞死引起的病理生理改變，如大範圍冷凍治療後可導致腫瘤壞死因子-α（TNF-α）和白介素-6的上升，引起肝臟的冷凍損傷。大量的組織壞死還有可能激發腫瘤局部的血管新生機制，加速腫瘤轉移的發生。
放射治療在肝癌治療中仍有一定地位，尤其是三維適形放療可減少對正常組織的損害，有報告部分緩解率爲58%（Cheng等1999）。干擾素-α（IFN-α）在肝癌的作用近年引起注目，認爲可通過抑制血管新生預防肝癌的轉移復發。肝癌的化療目前較有希望的是抗腫瘤血管新生化療的臨牀研究，代表腫瘤化療的新模式之一。許多化療藥，如環磷酰胺、長春花鹼、紫杉醇、泰素帝、優氟定、羥基喜樹鹼-10、羥基喜樹鹼-11、拓撲替康等，通過遠低於最大耐受量的劑量高頻度方式給藥，均已明確具有抑制腫瘤新生血管的作用。
越來越多的文獻主張多種姑息治療手段聯合應用。 Allgaier等（1998）比較了TACE+PEI和單用PEI或TACE對不能切除肝癌的治療效果，中位生存期分別爲25、18和8月。國內資料顯示，5年生存率三聯治療（肝動脈結紮HAL + 肝動脈插管HAI + 放療RT / 放射免疫治療RAIT / 冷凍治療）者爲33.5%；二聯治療（HAL + HAI，或HAL / HAI + RT / 冷凍治療）者爲17.9%；而單一治療（HAL或HAI或冷凍治療）者爲16.7%。這個順序和各組的二期切除率相關，分別爲34.8%、13.1%和1.6%。
總之，原發性肝癌的治療強調以手術爲主的綜合治療，努力提高肝癌的手術切除率，聯合、序貫應用各種綜合治療手段是提高肝癌生存率的有效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