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醫學博士TomCobum就避孕套預防性病的效果問題向國會提出議案，要求有關部門對避孕套的有效性作出確切的醫學結論。
Cobum是一位醫生，他從臨牀實踐中認識到避孕套的預防效果並不好，尤其是對於人類乳狀狀瘤病毒的感染幾乎完全沒有預防作用，因此他對以不實之詞誇大避孕套效果持否定態度，併爲由此引起的誤導擔憂。國會就此通過決議(公共106—554號法案)，責成衛生與人類服務部(相當於衛生部)處理。該部組織了國家衛生研究院(相當於我國的醫學科學院)，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和食品與藥品管理局這三個美國最權威的衛生機構，以及美國國際發展署的專家組成特別小組，對避孕套預防性病(包括艾滋病)的大量研究文獻進行復審和論證。
經過歷時一年的分析研究後，特別小組向國會提出報告。2001年7月20日衛生與人類服務部就這一報告發布公告...。公告雖然提到了部分有關數據，並且在事實上表明至今沒有確切的流行病學證據足以證明避孕套對大多數性病有預防作用，但是仍然堅持其推行避孕套時的一貫做法：片面強調避孕套的預防效果，迴避其失敗率，竭力爲從一開始就缺乏科學依據的推行避孕套政策辯解。
1.衛生與人類服務部公告的標題突出地肯定了避孕套預防艾滋病的效果。
報告內容強調了避孕套可使感染艾滋病病毒的風險降低85%，並說這是“高度有效”的方法。作爲美國衛生與人類服務部的公告，隻字不提15%的失敗風險究竟意味着什麼，至少表明衛生與人類服務部主要官員對一種致死性傳染病所表現出的冷漠和不負責任態度。如果發現了一種可以治癒85%艾滋病人的藥品，我們應該說這是高度有效的，因爲它能使患了曾經是不治之症的艾滋病人中的85%起死回生。相比之下，15%的病死率畢竟是第二位的。然而使用避孕套預防艾滋病卻會使健康人中的15%，在使用避孕套可以預防艾滋病的誘惑下，因參與性亂活動而心甘情願投入艾滋病死神的懷抱。這算是什麼樣的“高度有效”。
報告有意迴避了降低85%感染艾滋病病毒風險的時限性。以避孕套防止懷孕的失敗率爲例，10%的失敗率是指100對使用避孕套的夫妻在一年時間內有10名妻子懷孕，而不是說一生使用避孕套都是這一失敗率，即不可能是100對夫妻在整個生育年齡期間使用避孕套都只有10對會失敗。因此，15%的失敗風險如果意味着每100次使用避孕套的的高風險性交就會有15人受艾滋病病毒感染，那就太危險了，所以不會是按次數計算的風險率。要是也是指一年中的失敗風險率，那麼按x=(1—15%)n進行推算，當n=4時，15%就意味着使用避孕套的高風險人羣只要經過4年，就將有近50%的人會感染艾滋病病毒。而與避免懷孕的不同之處在於有性行爲的年限會比生育年限長得多，風險也就大得多。因此把可以降低85%的感染風險率說成“高度有效”，只會使高風險人羣對避孕套產生虛假的安全感，因而誘使他們在使用避孕套的情況下，有恃無恐地參與性亂，而不是停止高風險性行爲，其結果只是推遲了受感染的時間。美國衛生人類服務部組織的這批高水平醫學專家，不可能也不應該不考慮到這一點。
2.公告對避孕套用於預防包括艾滋病在內的八種性病中，效果相對較好的研究資料加以肯定。
如可以降低85%感染艾滋病的風險，降低49—100%女性將淋病傳染給男性的風險，均被認爲這些研究“提供了有說服力的證據。”而對於預防衣原體感染、梅毒、軟下疳、性病性淋巴肉芽腫、生殖器皰疹、尖銳溼疣等多種性病的有效性缺乏流行病學證據的研究資料，則統統被否定，認爲這是“因爲研究設計的侷限性”，所以“沒有證據得出確切結論”。爲此還特別指明“沒有確切結論反映了有效證據的不充分，而不應該被解釋成避孕套減少性病風險充分或不充分的證明。”就連避孕套用於預防人類乳頭狀瘤病毒幾乎完全無效的可靠證據，也一概被輕率否定。部份研究的設計存在侷限性肯定是會有的，但總不可能只要是不能證明避孕套有效的，就是設計有侷限性的。
應該指出，這種觀點和一開始提倡使用避孕套預防性病一樣，都是建立在想當然的先驗論基礎上的。美國國會之所以接受Cobum的議案，本身就表明推行使用避孕套預防性病的措施是缺乏科學依據的。如果有確鑿科學依據，就不需要再進行這樣的論證。然而論證的結果卻是繼續堅持先驗論的態度。公告明白無誤地拒絕一切對肯定避孕套預防效果不利的研究結果，並在事實上認爲只要設計合理，就可以得到足夠的能充分證明避孕套對任何性病都有良好預防效果的資料。這無疑等於說：只有能證明避孕套有預防效果的研究資料纔是能接受的，否則就是研究設計有侷限性。
特別小組審查了八種最重要的性病，可得出肯定結論的只有一種半。能降低艾滋病病毒感染85%的風險率被稱爲“高度有效”，這是唯一能證明有效的一種性病。再有，就是避孕套能防止女性將淋病傳染給男性，而不能防止男性傳染給女性，所以只能算半種。按公告的說法，這是因爲前者“提供了有說服務力的證據”，而後者則是“因爲研究設計的侷限性。”這就是說只要消除了設計的侷限性，避孕套也能防止男性把淋病傳染給女性。至於其餘六種性病，想當然也一樣都會有效。雖然“沒有證據可以表明使用避孕套能降低感染人類乳頭狀瘤病毒的風險，但是研究結果提示，使用避孕套可能減少某些與人類乳頭狀瘤病毒相關的疾病。”這更是公告的畫龍點睛之處。既然“因爲研究設計的侷限性”，所以可以推翻“沒有證據表明使用避孕套能降低感染人類乳頭狀瘤病毒的風險”，那麼又根據什麼來肯定“使用避孕套可能減少某些與人類乳頭狀瘤病毒相關的疾病”呢?這就成了我說避孕套有效，它就必定有效。
八種性病只有一種半能被證明有效，自然是因爲“提供了有說服力的證據。”然而又根據什麼把可以表明避孕套預防效果不佳或無效的六種半性病的研究資料都說成存在“研究設計的侷限性”呢?當然，即使同一研究資料也是可以分拆成兩半來解釋的。公告要人們相信，迄今爲止，大多數研究避孕套預防性病的學者都缺乏設計完整的研究方案的能力，只有在用於預防艾滋病和淋病上得出有效結論的人才夠水平。這種邏輯是無法令人信服的。
3.使用避孕套預防性病的歷史已經很長，美國衛生部門推行避孕套預防艾滋病也有近20年之久，並且美國國際開發署和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等機構還通過世界衛生組織或其他途徑，把這一稱之爲“安全性行爲”或“有保護的性行爲”的措施推向全球，要世界上的男男女女都相信只要使用避孕套就能夠使性亂得到安全，不會染上性病艾滋病。
世界衛生組織前環球艾滋病規劃主任，美籍學者默森還於1993年到中國來演講，告訴我們：“只要正確使用避孕套，就能百分之百有效預防艾滋病。”以後世界衛生組織及美國疾病控制中心還在泰國創造了100%使用避孕套的經驗，要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有13億人口的中國學習泰國經驗。
然而南部非洲正是在大力推行避孕套的過程中艾滋病疫情越演越烈。唯一的例外是原來艾滋病流行最嚴重的烏干達，因爲政府接受了F.Davachi教授“以德治艾”的忠告，在全國推行“貞潔、忠誠，預防艾滋病”運動，才使烏干達成爲艾滋病病毒感染率最先明顯下降，並繼續保持下降趨勢的唯一非洲國家，而當時的其他非洲國家都還在上升。泰國的所謂100%使用避孕套是不真實的，因爲連歐美髮達國家都完全不可能做到這一點。
泰國艾滋病病毒感染率有所下降的主要原因並非什麼100%使用避孕套，而是有確鑿證據表明在普遍開展預防艾滋病教育的條件下，當嚴重的艾滋病疫情發展到醫院中50%的住院病人都是艾滋病患者，誰都能見到艾滋病人的痛苦和死亡時，高危人羣中的多數便開始停止或者明顯減少高危性行爲。實際上泰國至今仍保持着80萬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高流行水平。這是一個動態平衡的數字，表明每年新感染病毒的人數和死去的艾滋病人數保持均衡。
避孕套預防性病艾滋病究竟是否可靠，只要看看美國的性病艾滋病疫情和國內政策轉變就足以說明問題。自從艾滋病流行以來，美國的艾滋病疫情一直很嚴重，十多年來始終保持着每年4萬例新感染者的水平，到2002年2月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已多達85—95萬，因患艾滋病死亡已有47萬多人，多於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軍人的死亡人數。艾滋病病毒感染率近幾年來還呈上升趨勢，特別是青少年人羣感染率相當高，而推行避孕套又毫無效果，相反卻使青少年的性行爲更趨增多。這種情況迫使克林頓政府於1996年實施新的社會福利改革法，鼓勵公民結婚(美國有近50%的成年人不結婚)，提倡禁慾教育，不支持避孕措施，並且撥出5億美元鉅款支持禁慾教育，隨後便在全國開展了聲勢強大的青少年禁慾教育。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國會議員TomCobum提出對避孕套質疑的議案爲國會接受，並直接導致2001年7月20日衛生與人類服務部的這一公告。這原本是美國國內的事，由衛生與人類服務部主持，有國家衛生研究院，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食品與藥品管理局這三個美國最權威的衛生機構參與就足夠了，爲什麼還會有美國國際發展署參加?因爲正是這個機構在向美國國外，特別是發展中國家推行使用避孕套的“安全性行爲”。現在Cobum通過國會要美國政府就避孕套預防性病的效果向美國人民作出交待，而實際上還要向全世界作出交待，這就需要有國際發展署參與。
但是由於無限誇大避孕套的預防效果，因而對美國和全世界都造成嚴重消極後果的始作俑者，是不可能面對事實，公開、坦誠地承認錯誤的。對此Cobum早有預料，所以在2001年7月18日致函衛生與人類服務部長，要求“以適當行動準確地公佈這一法案”，並且對研究報告提出了自己的見解。然而公告完全迴避了問題的主要方面，繼續堅持避孕套可以預防所有性病。因爲作爲政府機構的衛生與人類服務部所要考慮的與Cobum不同，不單純是出於對保護人民健康和生命的考慮，而是要顧全衛生與人類服務部和一大批曾經影響政府作出推行避孕套決策的官員及專家的聲譽，更重要的是必須迴避承擔由此而來的責任。
4.美國有性病(包括艾滋病)患者6500萬，差不多佔美國總人口的四分之一，其中人類乳頭狀瘤病毒感染者2000萬，12歲以上的美國人中20%患生殖器皰疹。患過性病的人更多，有資料顯示早在1970年代就有50%的年輕人在25歲以前患性病，目前至少有70%的成年人患過性病。當前，每年有1500萬新的性病患者，其中300萬爲青少年。性病可使艾滋病病毒感染增加2至5倍，還能損毀生育功能，造成妊娠和分娩問題，誘發癌症。可見性病已經成爲美國最嚴重的公共衛生問題。這一切都來自性自由，而多年推行避孕套並不能使性病的疫情有所好轉。可以認爲美國如此嚴重的性病艾滋病疫情長期得不到遏制，正是推行避孕套政策的後果，而當前美國聯邦政府已經發現並且正在糾正這一錯誤。
然而美國衛生與人類服務部的公告仍然要美國人民堅信避孕套的預防效果。公告雖然提示性病會導致一系列嚴重後果，還可增加艾滋病病毒感染，而且也沒有預防性病的疫苗，但是卻聲稱“大多數性病是可以成功治療的。”這無疑是在告訴美國人民不必懼怕性病，避孕套可降低85%感染艾滋病的風險，又可防止男性患淋病。只要消除研究設計的侷限性，避孕套就將被證明可以預防一切性病，所以儘可以保持性自由生活方式。可是事實並非如此，當前生殖器皰疹和尖銳溼疣已經成爲美國發病率最高的兩種性病，佔6500萬性病患者的65%，其中尖銳溼疣至少有2000萬，而皰疹患者還要多，12歲以上的美國人有20%患生殖器皰疹。
這是兩種不可能徹底消除體內病毒，也就是不能完全治癒的性病，再加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三者相加就超過65%。雖然從這八種性病的病種上來說有五種可以成功治療，但是就美國性病患者總人數而言，大多數性病病人患的是不能成功治療的病毒性感染，包括終身都會不斷髮作的生殖器皰疹和很容易復發的尖銳溼疣，以及致命的艾滋病。爲什麼衛生與人類服務部的公告避而不談這一重要事實呢?
Cobum的態度和衛生與人類服務部不同，他考慮的只是美國人民的健康和生命，因而提出“以有關人類乳頭狀瘤病毒的真情教育羣衆，這樣我們就能開始拯救生命了。”爲此他對特別小組提供的報告得出這樣的結論，“這一報告的重要意義在於：當討論避孕套時，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提出的‘安全_眭行爲或‘有保護的’性行爲不再具有醫學上的準確性和合法性。”Cobum指出，“避孕套可以減少艾滋病病毒和男性的淋病感染，但從醫學上不能確切地說避孕套可以預防性病。事實上，這一報告已經十分透徹地說明避孕套預防人類乳頭狀瘤病毒是沒有根據的。”由於尖銳溼疣的發病率越來越高，僅此一點，也不能籠統地說避孕套可以預防性病。
作爲一位老醫生，Cobum清楚瞭解，正是因爲人們對避孕套可以預防性病的輕信，才令許多美國人不能放棄性自由生活方式，爲此深受性病之害。一旦讓避孕套的真相大白於天下，就能夠使許多人停止性亂行爲，他們的生命也就可以因此獲得拯救。Cobum最後說：“作爲一個醫生，我所能開出的避免性病的最好處方是禁慾直到結婚，並且終生和一位沒有受感染的配偶保持一夫一妻關係。”他把最關愛人，也是最珍惜人的健康和生命的箴言告訴美國人民，應該說這是最真誠、最誠實和最負責任的態度。
爲了預防性病艾滋病，美國衛生部門牽頭在全世界推行使用避孕套已近20年，可是時至今日還不能提供可以證明避孕套確實能有效預防性病的科學證據，在事實面前又不肯承認這種失誤，而作爲聯邦政府卻早從1996年起便不再重點支持避孕套，並且大力提倡禁慾教育。雖然美國國內還有部分原來積極推行避孕套的國會議員批評布什“唯有禁慾”的艾滋病政策，並堅持要同時推行禁慾和避孕套的綜合性教育主張，但是唯有禁慾政策受到了HIV/AIDS總統顧問委員會成員的支持。例如，布什總統的高級衛生顧問，總統HIV/AIDS顧問委員會成員，全國計劃生育與生殖健康協會理事CayaLewis在爲布什政府把經費預算和更爲強調“唯有禁慾”計劃緊密聯繫在一起的艾滋病政策辯護時指出：“防治計劃的經費與疾病的蔓延是不平行的，過去12個月裏診斷出5萬例新的HIV感染者，70%發生在少數族裔中。我深深地爲政府的預防政策缺乏重點而憂慮。”H1爲了突出重點，“政府要求唯有禁慾計劃避免提及避孕措施，除非爲了說明其缺陷。”
在聯邦政府支持和引導下，越來越多的學者，教育工作者和社會人士都贊成進行唯有禁慾的性教育。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最美國性教育與信息委員會(SIECUS)，該組織曾經是在美國政府支持下推行避孕套和“安全”性行爲最強有力的機構，在全美國影響很大。然而近期卻出現了戲劇性的轉折，該委員會新一任主任塔馬拉·克里寧(TamamCreinin)最近說：“大多數美國人也都相信禁慾教育，因爲婚前禁慾，對我們來說意義重大。布什執政後進一步推行禁慾教育，2002年2月布什在闡述他的福利改革計劃大綱時說：“對於防止非意願懷孕和性傳播疾病，禁慾是最可靠的方法，也是唯一完全有效的方法。當我們的孩子面臨在自我約束和自我毀滅之間作出抉擇時，政府不應該持中立態度。”他並把2003年用於推行唯有禁慾(abstinenceonly)教育項目的經費增加3300萬美元達到1億3千5百萬。《中國性科學》提供
布什比克林頓更不相信避孕套的預防作用，這是因爲在已經推行了20年避孕套教育的美國，非婚少女懷孕和性病艾滋病流行的形勢卻更趨嚴峻的現實，足以證明Cobum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比衛生與人類服務部的自我辯解更有說服力。
從全力推行避孕套到推遲性行爲教育，從避孕套和禁慾並重的綜合性教育到婚前唯有禁慾教育，美國性教育的這種轉變決不僅僅是因爲避孕套的避孕效果差，或者預防性病艾滋病的效果不可靠，而是青少年婚前性行爲對他們自身的長遠利益有着更嚴重的危害，對社會發展和社會穩定也有着極大的消極影響，對此我們應該有一個全面和深刻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