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3分子靶向治療 隨着希羅達、格列衛、美羅華、Herceptin的應用，腫瘤的治療迎來了分子靶向治療時代。研究發現[36]：表皮生長因子受體(EGFR)、人類表皮生長因子受體-2(HER-2)和血管內皮生長因子(VEGF)的過度表達與多種實體瘤的侵襲和轉移密切相關。而且，針對三者的分子靶向治療藥物已經研製並開始進行臨牀驗證。
針對EGFR的靶向治療藥物[37-39]有西妥昔單抗(Cetuximab，Erbitux)、Matuzumab (EMD72000)和ABX-EGF，針對EGFR激酶區的小分子激酶活性抑制劑有 吉非替尼(Gefitinib/Iressa/ZD1839)、Erlotinib/Tarceva/OSI-774和AG21478。
針對VEGF的靶向藥物[40-42]有貝伐單抗(avastin)，針對VEGF受體的藥物有SU11248、索拉非尼(BAY43-9006，Sorafenib)、PTK787/ZK222584(Vatalanib)等。
上述這些針對EGFR、HER-2、VEGF的過表達、導致腫瘤侵襲轉移的一些分子靶向治療的藥物，爲大腸癌患者提供另外一個有效的、綜合的、個體化的治療方案，也同樣適用於HNPCC患者。
從理論上講，針對HER-2的靶向藥物也可以抑制HER-2過表達的大腸癌的侵襲和轉移。曲妥珠單抗(赫賽汀，Herceptin)應用於HER-2過表達的乳腺癌的靶向治療已經被公認。能否將其應用於HER-2過表達的晚期大腸癌、甚至進展期大腸癌的治療? 從而爲HNPCC患者提供一個新的治療手段，這值得國內外學者去努力探索。
4 國內HNPCC研究的現狀和展望
自上世紀80年代末纔開始有學者將HNPCC的概念介紹到國內，90年代初臨牀上逐漸出現一些HNPCC病例的臨牀報道。HNPCC的概念在臨牀上逐漸被廣泛接受。但是總體病例數偏少，因缺乏對照而不具有代表性。90年代末國內開始有分子病理檢測相關基礎研究方面的報道。最初國內研究仍處於各自爲政的無序狀態，家系收集缺乏標準和質控因素，MMR檢測仍在實驗室徘徊，這種情況在2003年中國人HNPCC篩檢標準的出臺和研究協作組的確立而得到了改善。近年來逐漸有一些中國特色的研究問世。相對國外從基礎到臨牀的系統研究，國內HNPCC的研究雖起步較晚。但我國人口資源豐富，HNPCC人羣數也相當巨大。只要儘快建立全國及地域性的登記中心、臨牀與基礎性遺傳研究機構密切合作、充分發掘和利用病例資源，就能得出中國人HNPCC臨牀病理特徵以及特有的致病機制，並制定可行的診斷、治療及隨訪規程，使我們在HNPCC研究方面能迅速進入國際先進研究行列。
目前國內HNPCC的研究同國外一樣，也集中在基因和臨牀兩端。這可能與研究者的認知領域、工作和試驗條件、研究專長和偏好等方面相對侷限有關。相對而言研究分子蛋白這個中間環節的內容較少。而實際上，基因必須通過其編碼產物——蛋白質(包括細胞因子、酶、信號傳導通路成份等)的作用才能發揮其作用[43-48]。它不但影響和決定着腫瘤從發生發展到侵襲轉移的整個生物學行爲過程，而且也是腫瘤診斷和治療方面取得突破、收到良好經濟和社會效益的潛在重點。因此，這個領域值得我們去繼續研究。同時，HNPCC畢竟是個少見病，我們不能僅僅滿足於針對HNPCC的研究，在對HNPCC進行研究的同時，應將研究結果應用於大腸癌(乃至整個實體瘤)的生物學行爲的認識、臨牀病理特徵的歸納以及診治措施的突破中去，這將有助於我國臨牀腫瘤學的發展。